“陶鼓作为一种需要鼓面的打击乐，在新石器时代早期已经被中华先民认识并创造出来作为乐器应用于当时社会不同阶层的宴饮祭典活动，而临潼康家遗址新发现的小型陶鼓则开启了夏王朝以来小型陶鼓融入礼仪制度的先河礼仪专家。”4月9日，复旦大学文物与博物馆学系教授秦小丽说到，她的研究成果刚刚发布。
秦小丽介绍，陶鼓是史前时期乐器的一种，在仰韶文化时期的考古遗址中多有发现礼仪专家。陶鼓大多出土于墓葬中，极少量出土于房址和祭祀性遗迹等，仰韶文化时期是陶鼓流行的高峰。
位于黄河支流渭河北岸的陕西临潼康家遗址，是处单纯而典型的客省庄文化时期大型聚落遗址，为龙山文化晚期礼仪专家。康家遗址发现的小型陶鼓其鼓面会用什么材质呢？康家遗址在历年4次大规模考古发掘中共发现将近3万余片动物骨骼，秦小丽推测，康家村落存续期间，羊皮和牛皮被用于鼓面的可能性要大一些。
新石器时代陶鼓在仰韶文化时期达到流行高峰之后，于龙山文化时期似乎并未流行，甚至走向了衰退礼仪专家。少见的是，在陕西临潼康家客省庄文化遗址发现了3件以上的陶鼓，在西安蓝田杨家沟客省庄文化遗址中也发现了2件陶鼓，客省庄文化是龙山文化在陕西地区的一个特殊类型，属于中原龙山文化的晚期阶段。
“如果说陶寺遗址出土的多件大型陶鼓应是专门用于大型礼仪祭祀活动中一组礼乐器中的一类，显示其为都邑性遗址中上层社会祭祀礼仪的载体的话，那么康家遗址的小型陶鼓就是当时社会组织中一般民众生活宴饮、庆丰喜乐的体现礼仪专家。”秦小丽表示，陶寺遗址作为龙山文化时期大型都城遗址，其陶鼓与漆木鼓共出土于大型墓葬，还出土了礼仪性质的特磬、鼍鼓或者陶铃和铜铃等。康家遗址所出土3件以上陶鼓，与陶寺遗址出土的6件陶鼓相比，不仅体形小，而且呈现为日常用器的罐形，与陶寺遗址专门制作的大型陶鼓不同。陶鼓作为一种地域文化习俗，在日常生活中的丰收庆典、婚丧嫁娶等百姓的祭祀宴饮活动中也是不能缺少的一种礼乐伴奏，是一般民众日常生活中祭祀活动的一部分。因此龙山文化时期作为礼乐器的陶鼓，不仅是祭祀礼仪中的制度化元素和上层社会礼乐制度的体现，可能还涵盖了一般民众社会文化习俗中宴饮活动的使用。
陶鼓作为新石器时代以来祭祀礼仪的物化体现，从仰韶文化到龙山文化发生了一个重要转变，上层社会制度性多元礼仪元素的“礼仪性”与一般民众丰庆喜乐的“娱乐性”的结合，康家遗址出土的小型陶鼓也许就是陶鼓走进民众生活的体现，显示了陶鼓在中华文明形成过程中社会功能的多样化演变礼仪专家。
文/西安报业全媒体记者 张潇 受访者供图